（一）1978—1984年：城市化萌芽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目前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指导意见，为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各地率先展开了以农业为重点的改革。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包产到户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全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5万吨迅速提高到1984年的40730.5万吨。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大量的粮食由农村运往城市，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为城市的非农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资源，农村人口开始逐渐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缓慢向前。

该阶段依旧是计划经济占主体地位，大量人口依旧集中生活在广大农村。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将改革重点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正式拉开中国城市化序幕。随后，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农村劳动力逐步引入城市：工业化战略促使制造业蓬勃发展，工厂劳动力需求旺盛，企业和工厂开出的工资待遇远比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报酬要高；不同于农业的单一粮食劳作，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机会，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发挥所长；聚集在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吸引着大量人才，人们开始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他们怀揣着梦想和抱负在城市聚集，学有所成便在城市扎根，或积极投入创业，为城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带城市中来。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占主导，城市化的人口来源主要是教育带动人才落户，以及少部分流动性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留滞于城市。

（二）1985—1992年：城市化初期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将改革重点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正式拉开中国城市化序幕。随后，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农村劳动力逐步引入城市：工业化战略促使制造业蓬勃发展，工厂劳动力需求旺盛，企业和工厂开出的工资待遇远比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报酬要高；不同于农业的单一粮食劳作，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机会，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发挥所长；聚集在城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吸引着大量人才，人们开始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他们怀揣着梦想和抱负在城市聚集，学有所成便在城市扎根，或积极投入创业，为城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带城市中来。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占主导，城市化的人口来源主要是教育带动人才落户，以及少部分流动性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留滞于城市。

（三）1993—2000年：城市化前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各种创业十分活跃，大量人口开始向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转移，但是受到户籍制度、住房等限制，该阶段各种城市化进度缓慢。

（四）2001—2018年：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再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廉价的原材料、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各项优惠政策使得更多的外国厂商涌入国内，在国内投资建厂。城市的外资企业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企业和工厂又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潮水般地销往中国各地及国外市场。越来越多的资本在城市汇集，创造出更多的以工业制成品为代表的巨额社会财富，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繁荣，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顿时间，市区高楼大厦耸立，商店鳞次栉比，应有尽有，城市的繁荣和富裕尽显其中，城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对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循环累积的因果效用作用下，中国城市化增速逐渐加快，蓬勃发展。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随着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现象开始出现，工业生产世界工厂化，户籍流动易化等，中国迎来了工业化跨越式大发展时期。这必然形成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而高速城市化，中国的房地产业享受了“黄金20年”。

（五）2019以后：城市化将结构性调整并逐步迎来逆城市化时期

发展时期，但其增速却逐渐降低。2011年底，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城市居民数量首次超过乡村居民总人数，在这之后，可以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农业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农村的居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等得到了极大改善，加之政府各项扶农扶贫政策的颁布实施，不少人对融入城市的意愿度下降。在这两个因素的同时作用下，中国城市化增速逐渐放缓。

该时期的特点是工业化的升级和城市发展的结构性调整，将逐步迎来后城市化的逆城市化，如房住不炒的持续，乡村振兴的实施，富人郊区化的升级等。

三、逆城市化

（一）逆城市化与城市病 “逆城市化”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经历了快速发展、迈入高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不断缩减，人口和其他资源逐步向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流动，特别是流向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小城镇。这种现象首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然后在欧洲发达国家中陆续出现。

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到现在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是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却是叠加发展的，是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它们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繁荣。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并联式”的快速发展模式隐藏了巨大的危机，这些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暴露出来。资源和人口的过度集中给大城市带去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阻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厂高度集中，污水治理不及、空气质量受损，造成了严重的城市污染；人口密集导致住房拥挤、房价和物价攀升；看病贵，养老问题难以解决；交通拥堵，人们的生活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犯罪频发……从社会学的角度，较短期内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引起社会过度变迁，进而才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失控，逐渐形成城市离心力。中国城市化开始悄无声息地产生新的变化。

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激化，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吸收部分城市功能的卫星城开始成为人们在城市拼搏的最优选择。基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城市功能分散也是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使城乡间的资源配置均衡化，有利于缓解城市承载过重的压力，同时有利于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除去城市病的影响，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也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而开始改变。在过去，吃饱穿暖便是人们心中的理想生活，如今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和乐趣：休闲、旅游、养老。他们向往更清新干净的空气、更宽敞舒适的住房、更快捷便利的交通、更悠闲放松的生活节奏……毫无疑问，市区无法满足这些充满个性化的新需求，人们开始将目光放向郊区。由此，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逆城市化开始出现。

（二）逆城市化的发展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为逆城市化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汽车普及、高速公路扩张、高铁网遍布全国各地，这改变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乡村的区位条件得以改善，汽车、高铁等快速便捷的交通为城市居民向城市外围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造业与人口分散，计算机逐渐普及并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生产模式出现创新，促使更多企业在城市外围选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还使人们在郊区的工作与生活更为方便，有效地缩短了信息传输的时间距离，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本，使得人们能安心舒适地选择在城市外围生活。

四、中国城市未来 

相比起城市化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还有一定差异和距离。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才逐渐显现出来的，而我国的逆城市化出现在城市化发展的中期。日本的城市化率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达到75.2%，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仅达到60%，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城市化最为成熟的德国，中小城镇成为城市化的主体，城乡一体化程度极高——这是德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鲜明的特点。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只有柏林、汉堡和慕尼黑，人口在2万到20万之间的小城镇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据统计，德国每年有20万人口向城市郊区以及中小城镇回流，城市空心化和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加强，给我国的城市化带来一定启示。

我国人口基数大，对城市功能分散的需求相比欧美只多不少，中小城镇将成为政策扶持的重心，对城镇的倾斜性投资将不断扩大。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日益优化、户籍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跨区域接续的逐步实现等都将在促进城市化往更成熟方向发展的同时助推中国逆城市化。人们在高楼耸立的市区拼搏奋斗、在环境优美的郊区生活养老的场景将在华夏大地的家家户户上演，中国的小康社会将迈向新征程。

五、我们面临的机遇

在前20年的城市化大跃进时期，我们并没有完全抓住最好的几个高速扩张的机遇：2000—2003年初期的土地协议出让阶段、2009—2012年的4万亿扩张、2015—2018年的全国棚改。希望在目前的乡村振兴以及逆城市化发展中，我们能走上一条真正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以“乐养”谱写服务品牌的运营体系和“中国乐养城”高度占位为基础，借助资本的力量走上康庄大道。